在戰爭時期，財政與武器一樣，都是國家致勝的關鍵。然則金錢與政治究竟在何處交會？從1700年到今日，弗格森對這段歷史的經濟與政治演進做出大膽而眩目的分析。他精采而清楚地表明，人類近代歷史的發展並非光憑逐利的欲望所驅動，強大但彼此衝突的人性本能──性、暴力與權力欲──更是推動人類歷史前進的一項關鍵因素！
如果認為經濟與政治之間存在著簡單的因果連結──尤其是認為從資本主義到民主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那麼可就錯了。這種關係的其中一種形式確實產生了資本主義民主的幸運結果：西方發展的雙螺旋。然而就像DNA一樣，金錢關係也會產生突變。民主有時也會扼殺經濟成長。有時一場經濟危機會削弱獨裁政權。有時即使經濟陷入困境，民主也依然繁榮。有時經濟成長會鞏固專制的統治者。
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是理解近代世界的關鍵，《金錢與權力》試圖挑戰歷史上的經濟決定論模式。《金錢與權力》共分四部：「支出與徵稅」、「承諾還債」、「經濟政治學」與「控制全球的力量」：第一部討論與歲出歲入有關的基本財政機構的政治起源；第二部討論公債制度的演進；第三部要探討三個假說，這些假說將第二部提及的財政機構與政治連結起來；第四部則從前面分析國家內部的制度發展，延伸到國際層次上。
本書四部分十四章，每一章分別從特定的面向處理經濟與政治的關係。作者弗格森認為，金錢無法推動世界運轉。相反的，是政治事件──尤其是戰爭──塑造了近代經濟生活的制度。此外，是國內政治衝突驅動了近代政治制度的演變。雖然經濟成長可能促進民主制度的傳布，但有充分的歷史證據顯示，民主也會產生違背經濟的政策；而經濟危機時期（例如由戰爭引起的經濟危機）也同樣對民主化有促進作用。本書對過去三百年來金錢與權力的互動關係做出嚴謹的歷史分析，是一本精采而傑出的作品。
導論（節錄）
馬克思的預言顯然未曾實現，儘管如此，他提出的基本觀念仍很重要，也就是金錢（經濟）可以推動世界運轉。我們需要的是拋棄《聖經》中認為世界末日迫在眉睫的想法，並且重新將近代經濟史塑造成資本主義勝利的故事。
在他即將出版的二十世紀史中，傑出的美國經濟學家德隆（Bradford DeLong）寫下了新經濟決定論的重要文本。這本書肯定能與《極端的年代》互別苗頭。德隆的二十世紀基本上是一則「自由與繁榮的故事」，在這個世紀裡，極權主義的極端像是夾在兩個良性全球成長時代之間的歷史錯誤轉向。
然而德隆的基本假設──經濟變化是歷史的發動機──其實與霍布斯邦大同小異。根據德隆的說法：二十世紀的歷史完全是「經濟」史：經濟是事件與變化的主要競技場，而經濟變化是其他生活領域出現變化背後的驅動力……經濟變化的步調如此之快，以致從根本上動搖了歷史上其他的領域。這或許是頭一遭，日常必需品的製造與使用──以及生產、消費與分配的變化─成為一個世紀歷史背後的推動力。
就連二十世紀中期的獨裁政體也「起源於對『經濟』的不滿，並且從『經濟』意識形態中找到表達的出口。人類自相殘殺，傷亡動輒以數百萬計，就是因為對經濟生活該如何組織起了爭執。」德隆甚至用經濟觀點來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假如沒有希特勒的瘋狂執念─德國人若想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就需要更好的土地勞動比─即更多的『生存空間』，就很難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什麼發生。」
然而，這些是錯誤的意識形態，是經濟大恐慌時期經濟政策災難性失調的畸形產物。唯有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由於共產主義的崩潰與全球接受了自由主義市場，才使歷史回到了一九一四年前的上升軌跡。德隆認為，現代史上的主要政治事件可從經濟角度加以解釋，這種做法不乏卓越的前例。這種觀點也獲得廣泛的支持，尤其在美國，在這裡經濟決定論幾乎等同於常識。接下來，我將詳細介紹這種思想的各種版本；目前，我只須概略說明三種典型的假說：
一、經濟成長促進民主化（而經濟危機則有反效果）。這個觀念可以追溯到社會科學家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一九五○年代後期的作品，在一些政治科學家與經濟學家最近的研究中也獲得廣泛支持，例如巴羅（Robert Barro）發現，「經濟繁榮與傾向於體驗民主之間有明顯正向的連結關係」。以另一名卓越的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話來說，「當一個社會的民眾生活水準不斷提升，這個社會可能更開放與寬容。生活水準若停滯不前，則社會可能往反方向走」。讀者想到的最明顯例子絕大多數都是負面的：經濟大恐慌、希特勒與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而無數的教科書也都這麼寫著。
以下是這種論點的典型例證：歐洲經濟危機的立即影響，就是提升了國內政治與社會的緊張關係，使希特勒在德國掌權，並且鼓勵了其他地區法西斯主義運動的發展……但是，經濟危機也是一場世界危機……特別是對日本經濟來說，絲織品的出口損失造成了災難性後果，而且使日本農民與小農陷入難以脫身的困境，從而使日本軍方採取新的擴張政策。
二、經濟成功確保了連任成功（而不良的經濟表現導致敗選）。根據某個政治科學學派的說法，選民在選舉時的選擇，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經濟經驗或前景。根據諾波斯（Helmut Norpoth）的說法，就是「經濟投票……在民主國家的公民腦子裡根深柢固。」這使得很多政治人物把連任希望寄託在「感覺良好的因素」上：一個政府是否獲得民眾支持，取決於它的經濟表現如何。這個理論的一個流行版本說明柯林頓總統何以在一九九九年的彈劾案中沒有下臺，原因就是美國股市持續上漲。一九九二年柯林頓的選戰口號──「笨蛋，問題出在經濟」──成為這個理論的簡略說法。
三、經濟成長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國際實力（但過度延伸國際力量可能導致經濟衰退）。甘迺迪（Paul Kennedy）在《霸權興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表示，經濟學為國際關係史提供了答案：「世界軍事大國均勢的重大變化，完全取決於生產均勢的變化……勝利總是屬於擁有最大物質資源的一方。」從兩次世界大戰來看，獲勝的盟國總是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因此這個假說乍看之下頗具說服力。即使是甘迺迪附加的說法─所有強國最終都會因「過度擴張」而衰微，因為它們日益增長的軍事投入開始削弱它們的經濟實力─也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麼容易反駁。
雖然人們忍不住嘲弄甘迺迪在蘇聯瓦解後與美國經濟持續升溫下，居然還警告美國不要過度擴張，但他卻能正當地指出，美國從一九八○年代中期就聽從他的建議，不斷地削減國防支出。他的分析也沒有排除蘇聯因過度擴張而先垮臺的可能；相反的，《霸權興衰史》剛出版時，細心的讀者應該可以察覺到蘇聯其實最靠近衰退的邊緣。換言之，馬克思主義也許在一九八九年遭遇了挫敗，但經濟決定論卻沒有。整個事件的結果就是情勢完全逆轉：計畫經濟的停滯使蘇聯體制滅亡，而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功卻保證了民主的勝利。戈巴契夫何以失敗，柯林頓何以成功，笨蛋，問題出在經濟。
解開金錢關係
然而，經濟「真能」決定一切嗎？在往後的章節中，我會在社會主義失敗與英美資本主義模式明顯成功之後，重新檢視經濟與政治的這項連結，也就是卡萊爾說的金錢關係。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最新作品中自信地表示，「在政治經濟領域裡」，歷史已然證明是「進步的與有方向的」；他所謂的「自由派民主制度」已成為「科技先進社會唯一可行的選擇」。借用遺傳學來類比，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是現代世界的「雙螺旋」嗎？抑或兩者之間存在著衝突的根源，我們一旦忽略就有可能招來危險？
以上摘自《金錢與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