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裡， 有某種非常錯誤的地方。三十年來，我們把追求物質利益的自私行為貼上體面的標籤：事實上，我們對集體目的所剩無幾的理解，就是從這種對物質利益的自私追求而來的。我們知道事物的價格，對於其價值卻沒有絲毫概念。對於一項司法裁定或法案制定，我們不再問：這是善嗎？這公平嗎？這正義嗎？這樣對嗎？這能幫助帶來一個更好的社會或更好的世界嗎？這些從前都是政治唯一關心的問題，即便答案往往並不容易。我們必須重新學著提出這些問題。
當代生活所呈現的這種物質主義與自私，並非內在於人類根本的構成條件（human condition）裡的。許多今天我們看起來很「自然」的東西，都是從一九八○年代才開始的：對創造財富的偏執、對私有化和私人部門的膜拜、貧富差距的擴大等等。而且，特別是伴隨這些現象的修辭：一面倒地讚美不受限制的市場，卻蔑視公部門，以及幻想經濟將永遠成長下去。
我們不能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二○○八年的小崩潰提醒我們，不受監管的資本主義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敵人：早晚資本主義將因為自身的過度貪婪而受到損害，並再一次向政府求救。但如果我們僅僅收拾殘局而沒能有所改變，那麼未來不久我們還會遭遇到更大的顛簸。
然而我們似乎也想像不出替代的辦法。這個窘境也是新的。直到不久之前，自由社會的公共領域的運作，是壟罩在「資本主義」的捍衛者與批判者間的爭論之下的；這些批判者通常被界定為某種型式的「社會主義」。到了一九七○年代，這場爭論對雙方陣營而言大致上都喪失了意義；但是即便如此，「左派—右派」的區別仍然頗為實用，彷彿掛衣服的掛鉤一樣，你可以把關於當代事務的批判意見掛在上面。
在左派這邊，馬克思主義對許多世代的年輕人充滿吸引力，只因為這讓他們能跟眼前的現況保持距離。古典的保守主義這邊情況也差不多：那些不願意放棄長久以來既定秩序的人們在其中找到很好的基礎，來堅持他們對於過快改變的厭惡。但是今天，無論左派或右派都找不到立足點了。
三十年來，學生們一直對我抱怨，「這對你一點也不困難，你們的世代有很多理想跟理念，你們相信某種東西，你們能夠改變一些事，但是『我們』（八○年代、九○年代以及兩千年代的孩子們）什麼都沒有。」確實，這對我們這一代真的不困難，就像對我們的上一世代，一樣地容易。再往前，上一次成群的年輕人對他們生活的空虛、以及對世界的漫無目的表達出與今天類似的挫折與氣餒，是在一九二○年代，歷史家們稱他們為「失落的世代」並非出於偶然。
如果今天的年輕人感到失落，那並不是因為缺乏目標。跟任何大學生或中小學生聊天，你都能列出一長串令他們焦慮的事。事實上，成長中的這個世代對於他們即將繼承的這個世界感到極端的憂慮。伴隨這些憂慮的，還有一種普遍的挫折感：「我們」知道有些事情不對勁，而且有很多東西並非我們所希望的。但是有什麼是我們能相信的呢？我們應該怎麼辦？
跟老一輩的人相比，這種態度的翻轉是很反諷的。回到充斥著自信與激進教條的年代，年輕人完全不會感到徬徨與不確定。六○年代典型的語調都帶著幾近傲慢的自信：我們完全知道該怎麼改造世界。就是因為這種不夠資格的傲慢，後來才出現了反動力量的反擊；如果左派能夠重新恢復勢力，應該要更謙虛一點。但是不管怎樣，如果你想解決問題，你得先能把問題指出來。
為了防止國家破產以及大批銀行倒閉，許多政府與央行總裁們已經顯著地進行了政策翻轉，慷慨地投注公共預算以追求經濟的穩定，而且果斷地將瀕臨倒閉的公司納入政府接管。一群原先拜倒在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及其芝加哥同事們腳底下的自由市場派經濟學者，為數可觀地排成負荊請罪的隊伍，重新宣示要忠誠地紀念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這些都令人非常滿意。但這幾乎算不上思維革命。剛好相反：如歐巴馬政府回應所顯示的，這些返回凱因斯經濟的動作不過是戰術撤退。新工黨（New Labour）的情況也大致相同，他們跟從前一樣普遍關注私部門，特別是倫敦的金融市場。誠然，這場危機造成的效應之一，就是降低了歐洲人對「英美模式」的熱情，但是最主要的得利者同樣是那些中間右派政黨，而曾一度熱切仿效華盛頓共識的也就是他們。
簡言之，我們實際上需要強勢的國家與干預型政府，這一點無需爭辯，但是沒有人「重新思考」這樣的政府該是什麼模樣。大家仍然明顯地不願意為了集體利益或原則的緣故，為公部門辯護。引人注目的是，在金融崩潰後歐洲進行的一連串選舉裡，社會民主政黨得票的狀況都很糟糕；儘管市場崩潰了，他們卻拿不出比別人更好的辦法來因應。
如果左派要重新成為可以被認真考慮的選項，就必須找到自己的聲音。有太多值得憤怒的事：財富與機會的不平等日益擴大；階級與權貴的不正義；國內與國外的經濟剝削；阻塞民主政治血脈的腐敗、金錢與特權。但是如果只是指出「體制」的缺失然後就撤退，像判處耶穌釘十字架的行政長官彼拉多（Pilate）那樣，在現在是不夠的，那等於是對後果的漠不關心。過去數十年左派總是不負責任地使用討好群眾的修辭，現在這一套已經行不通了。
我們已經來到一個不安全的時代—經濟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我們大多數人對此並沒有警覺，但這並不能帶來安慰：一九一四年時很少人預料到，他們的世界將徹底崩潰，經濟與政治的災難將隨之而來。不安全會孳生恐懼。而恐懼—對改變的恐懼，對衰敗的恐懼，對陌生人以及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懼—正在腐蝕信賴與互相依賴，也就是市民社會存在的基礎。
一切改變都會製造破壞。我們已經看到，光是恐怖主義的幻覺就足以讓穩定的民主社會陷於混亂之中；氣候變遷將會帶來更劇烈的影響。人們將被迫倚靠國家的資源。他們將尋求他們的政治領導者與民意代表來提供保護，他們將要求這個開放社會站到被檢討的位置上，要求為了「安全」必須犧牲自由。人們的選擇將不再是政府或市場，而是只能在兩種政府之間選擇一個。因此，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是我們義不容辭的任務。如果我們不這麼做，別人就會代我們決定。
以上摘自《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