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事」—又一場大蕭條，可能再度發生嗎？如果可能，為什麼二戰以來不曾發生？在檢視歷史記錄，以及過去35年相對成功的經濟運作時，自然而然會心生這些疑問。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套經濟理論；而根據這套理論，在我們這種類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裡，大蕭條是種種可能出現的狀態之一。
—明斯基（Hyman Minsky），1982年
本書要談的是，2007年8月之後衝擊高所得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如何改變了我們的世界。但本書的分析基礎，是這些衝擊如何源自先前的轉變；所謂先前的轉變，是指全球經濟的變化與金融體系之間的互動。本書將探討，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如何改變我們的經濟學觀念（這種改變是應該的）；這些事件又如何改變受到影響的國家，及其他國家奉行的政策（這種改變也是應該的）。
本書探索已經改換的世界面貌。我必須先對自己和讀者坦白：雖然我的工作是分析世界經濟，多年來也見過多場金融危機，但我未能預見高所得國家出現如此規模的危機。這並不是因為我對危機之前無以為繼的趨勢無知無覺。我2008年的著作《馬丁沃夫教你看懂全球金融》（Fixing Global Finance ）以2006年發表的演講為基礎，討論金融體制的脆弱，以及1980年代初以來金融危機頻頻發生的現象。它也檢視1997至1999年新興市場危機之後令人擔心的現象：主要經濟體出現巨額的經常帳盈餘或赤字，所謂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日趨嚴重。它聚焦於三個互有關聯的現象，探究其中的意義：美國經常帳赤字愈來愈大，新興經濟體累積愈來愈多外匯準備，歐元區出現內部失衡問題。2這些討論自然是源自我更早在2004年出版的《新世界藍圖：全球化為什麼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 ）中對金融體系的思考。3那本書雖然強烈支持全球化，但也強調金融危機代價沉重。儘管如此，我沒有預料到，這些趨勢最終造成如此巨大的金融危機，如此全面的救援行動，以及歐元區如此嚴重的動盪。
我之所以失準，不是因為我未察覺在經濟學家所稱的「大穩定時代」（great moderation，美國經濟產出相對穩定的一段時期，尤其是1980年代末至2007年），資產價格和債務水準大幅上升，可能埋下了動盪的種子。我的失準是因為我缺乏預見西方金融體系崩潰所需要的想像力。我錯在我受限自己對經濟的心智模型，認為世界最先進的經濟體不可能再發生大蕭條，甚至不可能出現「大衰退」。我當時認為，這種事如果真的發生，只可能是因為銀行業者和監理當局犯下不可思議的大錯。我個人的經濟觀念未能通過明斯基設定的檢驗標準；這位已故的經濟學家幾乎已被所有人淡忘。
本書希望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本書的目標之一，是討論明斯基對經濟理論的要求（必須納入大蕭條發生的可能）是否合理；如果合理，經濟學家應該如何回應。我認為明斯基對經濟理論的要求相當合理。許多主流經濟學家的回應，是表示危機不可能預測：如果可以預測，危機不是已經過去，就是會因為理性行為者的預防措施而化解於無形。這種說法無疑能滿足許多人，因為幾乎沒有主流經濟學家預見2007年開始的這場危機；他們甚至沒想到可能發生這種危機。對居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派來說，蕭條是某種外部（經濟學家會用「外生」〔exogenous〕一詞）衝擊所造成，而非系統內部產生的力量。
與此對立的觀點認為，危機發生的原因，部分在於主流經濟學模型使得危機在理論上看似極不可能發生，結果反而令危機實際發生的可能性大為提高；我認為這個觀點看來合理得多。理性預期和效率市場假說，促成了監理當局和投資人漫不經心的態度。如明斯基指出，穩定的狀態會埋下不穩定的種子。這正是索羅斯（George Soros）所稱的「反身性」（refl exivity）的一面。索羅斯既是成功的大投機客，也是創新的經濟思想家；根據他的「反身性」概念，人類的思考方式決定人類面對怎樣的現實。幼稚的經濟學是促成經濟動盪的因素之一。在此同時，比較不傳統的分析師會表示，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危機是無可避免的。後凱因斯學派（懷疑自由市場）與奧地利學派（強烈信仰自由市場）雖然立場截然不同，但他們會同意危機在現行體制下無可避免，只是兩派人士對於危機的起因和如何處理危機有不同看法。
明斯基認為經濟學必須能夠設想經濟可能因為系統內部出現的事件、而非外部衝擊而爆發嚴重的危機，這種觀點在方法論上是穩當的。危機畢竟是一種經濟現象，而且已證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恆常特質。如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和米姆（Stephen Mihm）在《末日博士危機經濟學》（Crisis Economics ）中指出，借用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說法，危機和隨後的經濟蕭條並不是「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罕見事件），而是「白天鵝」事件（相對罕見的正常事件，甚至有規律可循）。蕭條確實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可能狀態。不納入這種可能的經濟學理論有嚴重缺陷，就像生物學理論不考慮物種滅絕的可能，人體健康理論不考慮心臟病發作的可能，造橋理論不考慮橋樑崩塌的可能。
明斯基認為蕭條發生時，政府必須有因應措施。我認同這一點，後凱因斯學派和奧地利學派對此有不同意見：前者的理論基礎是凱因斯的均衡失業理論，後者則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自由市場觀點為根基。明斯基本人相信「大政府」（有能力以財政赤字為民間部門提供財源）和「大央行」（有能力在金融體系失靈時支持放貸）。事實上，處理重大風險正是現代政府和央行的重要職能。除了在危機爆發時著手處理，政策制定者也必須考慮如何增強經濟抵禦危機的能力。當然，這些有關市場經濟弱點和政府責任的觀點，全都極具爭議性。
這些事件改變了我對經濟學的看法。但是，我自1967年於牛津大學開始學習經濟學以來，已經不止一次因為各種事件而改變自己的經濟學觀點。入學牛津之後的45年間，我的知識大有增長，想法當然也會不時改變。例如，我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時認為，無論是在高所得或開發中國家，市場有必要發揮更大的作用，而總體經濟政策必須致力維護貨幣穩定。我因此加入擁護市場導向經濟觀的行列。相對於新古典學派對均衡狀態的執著，我特別欽佩奧地利學派的創見：市場經濟是鼓勵尋找營利機會的體系。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和海耶克的著作當時極具影響力（至今仍是）。近年這場危機印證了我對均衡理論的懷疑，但也喚回了我在牛津求學時對凱因斯學說產生的強烈仰慕。
八十年之後，凱因斯對1930年代的憂慮再度成為我們的憂慮。已經有人提醒我們，未能吸取歷史教訓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近年這場危機因此改變了我對金融、總體經濟和兩者關係的看法，因此也難免改變了我對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看法。我發現，從某個角度來看，本書的觀點更接近我45年前所抱持的態度。在此似乎應該區分一下我對世界運作方式的看法和我的價值觀，前者確實有改變，後者則至今未變。我的價值觀傳承自我的父母，尤其是我已故的父親愛德蒙．沃夫（Edmund Wolf）。他是1930年代從奧地利逃到英國的猶太難民，熱烈支持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cy），反對左派和右派的烏托邦與狂熱思想。他信仰啟蒙價值觀，但對人性的弱點也有認識，後者是源自他的劇本創作和新聞工作才華（與事業）。他接受人們的本來模樣，反對那些試圖違逆人性、改造人類的人。這些價值觀使他在冷戰期間成為堅定的反共者，而我後來也是這樣。
我一生信奉這些價值觀，但我對經濟的看法卻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改變。西方國家1970年代受經濟動盪衝擊時，我擔心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因此受損。1975年8月，英國零售物價年增率高達27%，我甚至因此思考我的國家會否走上阿根廷的路。我樂見佘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嘗試馴服通膨，限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約束如脫韁野馬的工會勢力，以及推動市場自由化。我認為這些是必要的改革，而雷根總統的政策至少也有一部分是美國需要的。在冷戰持續的背景下，西方國家重新振作看來有其必，而且正確。我認為若要恢復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適當平衡，政府從權力過度擴張、不負責任的狀態轉向權力較為節制和負責任的狀態，無疑是正確的方向。我的結論是1970年代的政府因為過度涉入各種事務而變得虛弱，尤其是在英國：每週供電三天，物價飛漲，企業盈利崩跌，勞工焦躁不安，顯示政府履行基本職能的能力愈來愈弱。當時的美國和英國均需要職能較有限但效能較高的政府，以及自足能力較高、更加強健的公民社會。
以上摘自《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