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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7日 星期五

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



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裡, 有某種非常錯誤的地方。三十年來,我們把追求物質利益的自私行為貼上體面的標籤:事實上,我們對集體目的所剩無幾的理解,就是從這種對物質利益的自私追求而來的。我們知道事物的價格,對於其價值卻沒有絲毫概念。對於一項司法裁定或法案制定,我們不再問:這是善嗎?這公平嗎?這正義嗎?這樣對嗎?這能幫助帶來一個更好的社會或更好的世界嗎?這些從前都是政治唯一關心的問題,即便答案往往並不容易。我們必須重新學著提出這些問題。

當代生活所呈現的這種物質主義與自私,並非內在於人類根本的構成條件(human condition)裡的。許多今天我們看起來很「自然」的東西,都是從一九八年代才開始的:對創造財富的偏執、對私有化和私人部門的膜拜、貧富差距的擴大等等。而且,特別是伴隨這些現象的修辭:一面倒地讚美不受限制的市場,卻蔑視公部門,以及幻想經濟將永遠成長下去。

我們不能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二○○八年的小崩潰提醒我們,不受監管的資本主義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敵人:早晚資本主義將因為自身的過度貪婪而受到損害,並再一次向政府求救。但如果我們僅僅收拾殘局而沒能有所改變,那麼未來不久我們還會遭遇到更大的顛簸。

然而我們似乎也想像不出替代的辦法。這個窘境也是新的。直到不久之前,自由社會的公共領域的運作,是壟罩在「資本主義」的捍衛者與批判者間的爭論之下的;這些批判者通常被界定為某種型式的「社會主義」。到了一九七年代,這場爭論對雙方陣營而言大致上都喪失了意義;但是即便如此,「左派右派」的區別仍然頗為實用,彷彿掛衣服的掛鉤一樣,你可以把關於當代事務的批判意見掛在上面。

在左派這邊,馬克思主義對許多世代的年輕人充滿吸引力,只因為這讓他們能跟眼前的現況保持距離。古典的保守主義這邊情況也差不多:那些不願意放棄長久以來既定秩序的人們在其中找到很好的基礎,來堅持他們對於過快改變的厭惡。但是今天,無論左派或右派都找不到立足點了。

三十年來,學生們一直對我抱怨,「這對你一點也不困難,你們的世代有很多理想跟理念,你們相信某種東西,你們能夠改變一些事,但是『我們』(八年代、九年代以及兩千年代的孩子們)什麼都沒有。」確實,這對我們這一代真的不困難,就像對我們的上一世代,一樣地容易。再往前,上一次成群的年輕人對他們生活的空虛、以及對世界的漫無目的表達出與今天類似的挫折與氣餒,是在一九二年代,歷史家們稱他們為「失落的世代」並非出於偶然。

如果今天的年輕人感到失落,那並不是因為缺乏目標。跟任何大學生或中小學生聊天,你都能列出一長串令他們焦慮的事。事實上,成長中的這個世代對於他們即將繼承的這個世界感到極端的憂慮。伴隨這些憂慮的,還有一種普遍的挫折感:「我們」知道有些事情不對勁,而且有很多東西並非我們所希望的。但是有什麼是我們能相信的呢?我們應該怎麼辦?

跟老一輩的人相比,這種態度的翻轉是很反諷的。回到充斥著自信與激進教條的年代,年輕人完全不會感到徬徨與不確定。六年代典型的語調都帶著幾近傲慢的自信:我們完全知道該怎麼改造世界。就是因為這種不夠資格的傲慢,後來才出現了反動力量的反擊;如果左派能夠重新恢復勢力,應該要更謙虛一點。但是不管怎樣,如果你想解決問題,你得先能把問題指出來。

為了防止國家破產以及大批銀行倒閉,許多政府與央行總裁們已經顯著地進行了政策翻轉,慷慨地投注公共預算以追求經濟的穩定,而且果斷地將瀕臨倒閉的公司納入政府接管。一群原先拜倒在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及其芝加哥同事們腳底下的自由市場派經濟學者,為數可觀地排成負荊請罪的隊伍,重新宣示要忠誠地紀念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這些都令人非常滿意。但這幾乎算不上思維革命。剛好相反:如歐巴馬政府回應所顯示的,這些返回凱因斯經濟的動作不過是戰術撤退。新工黨(New Labour)的情況也大致相同,他們跟從前一樣普遍關注私部門,特別是倫敦的金融市場。誠然,這場危機造成的效應之一,就是降低了歐洲人對「英美模式」的熱情,但是最主要的得利者同樣是那些中間右派政黨,而曾一度熱切仿效華盛頓共識的也就是他們。

簡言之,我們實際上需要強勢的國家與干預型政府,這一點無需爭辯,但是沒有人「重新思考」這樣的政府該是什麼模樣。大家仍然明顯地不願意為了集體利益或原則的緣故,為公部門辯護。引人注目的是,在金融崩潰後歐洲進行的一連串選舉裡,社會民主政黨得票的狀況都很糟糕;儘管市場崩潰了,他們卻拿不出比別人更好的辦法來因應。

如果左派要重新成為可以被認真考慮的選項,就必須找到自己的聲音。有太多值得憤怒的事:財富與機會的不平等日益擴大;階級與權貴的不正義;國內與國外的經濟剝削;阻塞民主政治血脈的腐敗、金錢與特權。但是如果只是指出「體制」的缺失然後就撤退,像判處耶穌釘十字架的行政長官彼拉多(Pilate)那樣,在現在是不夠的,那等於是對後果的漠不關心。過去數十年左派總是不負責任地使用討好群眾的修辭,現在這一套已經行不通了。

我們已經來到一個不安全的時代經濟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我們大多數人對此並沒有警覺,但這並不能帶來安慰:一九一四年時很少人預料到,他們的世界將徹底崩潰,經濟與政治的災難將隨之而來。不安全會孳生恐懼。而恐懼對改變的恐懼,對衰敗的恐懼,對陌生人以及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懼正在腐蝕信賴與互相依賴,也就是市民社會存在的基礎。

一切改變都會製造破壞。我們已經看到,光是恐怖主義的幻覺就足以讓穩定的民主社會陷於混亂之中;氣候變遷將會帶來更劇烈的影響。人們將被迫倚靠國家的資源。他們將尋求他們的政治領導者與民意代表來提供保護,他們將要求這個開放社會站到被檢討的位置上,要求為了「安全」必須犧牲自由。人們的選擇將不再是政府或市場,而是只能在兩種政府之間選擇一個。因此,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是我們義不容辭的任務。如果我們不這麼做,別人就會代我們決定。


以上摘自《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