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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手術台上的日本》下一個日本化的國家是?




令經濟學家、政治人物聞之色變的「日本化」
 
有哪個名詞比「日本化」更讓經濟學家與政治人物膽戰心驚。長期的經濟衰弱、通貨緊縮、沉重的債務,以及政治癱瘓這一類可怕的事情,使得美國的班柏南奇(Ben Bernanke)與歐洲的馬里奧德拉基(Mario Draghi)等中央銀行總裁,前所未有地以大量流動資金注入市場,全力避免自己國家也出現失落的十年。
 
曾站在世界經濟頂峰的日本
幾十年前,全世界怕的是日本的優勢。一九七九年,傅高義(Ezra Vogel)的暢銷書《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象徵了這種橫跨太平洋的熱潮。這位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描繪出的場景,是一個沒有自然資源的島國主宰了世界的經濟,讓美國與歐洲的企業菁英都望風披靡。
 
接下去好幾年,整個世代的編輯都在忙著編印「日本來了」的嚇人文章。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時代》(Time)雜誌以日本為封面,標題是〈世界最強悍的競爭者〉,正是當時這種歇斯底里的象徵。在石油危機、經濟不景氣、物價上漲、金融危機、解救伊朗人質危機時,日本像流星般升起,對於一向做生意比別人好的美國人而言,這真是一大打擊。
 
接下來十年,全世界經濟對於日本又愛又怕,就像今天的中國一樣。世界前十大的公司與銀行,日本占了一大半,美國曾經引以為傲的汽車廠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如果你想看自己最喜歡的梵谷、畢卡索或是安迪沃荷的畫作,可能要去東京或大阪。洛克菲勒中心、環球影城、圓石灘高爾夫球場,以及許多摩天大樓都落入日本人手中,評論家說這就像是商業的珍珠港事變。國會山莊也充斥著日本進擊的說法。一九九年,國會女議員海倫班特利(Helen Bentley)甚至說美國「正快速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到了一九九二年,麥可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關於經濟帝國主義的愛國小說《旭日東昇》(Rising Sun)出版時,日本已經走到盡頭。電影版的《旭日東昇》由史恩康納萊(Sean Connery)與衛斯理史奈普(Wesley Snipes)主演,一九九三年上映時,日經指數大跌,日本神話般的銀行需要政府的紓困。日經二二五平均指數最高到三萬八千九百五十七點,像自由落體一樣直直落,日本無可限量的自信也跟著掉落。

從此以後,日本就像是打水漂一樣,倒楣的政府一個接一個換(從一九九年起,日本換了十六任首相,美國換了四任總統),推出數兆美元的刺激方案,將利率降到零甚至零以下,在外匯市場中無數次大戰貶值日圓,但是通貨緊縮仍然嚴重,經濟還是無法成長。成長停滯、債台高築、消費者物價下跌、自信喪失,以及政治無能,這種種不好的現象,就叫做「日本化」(Japanization)。
 
下一個日本化的國家是?
 
這時應該擔心的是中國,在這可怕的現象中,專家的注意力轉移到北京。以布里安黎定(Brian Reading)為例,他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即將崩潰的日本》(Japan: The Coming Collapse),探討世界可以從日本的混亂中學到什麼。二一三年七月,他與朗伯德街研究機構(Lombard Street Research Ltd.)的同事黛安娜楚列瓦(Diana Choyleva)寫了四十頁的報告,標題為〈中國避免日本錯誤的機會〉(China’s Chance to Avoid Japan’s Mistakes)。
 
在香港的投資人紛紛開始詢問中國與日本的相似處,也使得摩根大通公司(JP Morgan Chase & Co.)的經濟學家吳向紅(Grace Ng)重新探討這議題。她提出警告說,今天的中國與一九八年代的日本有個類似之處,其信用幾乎是經濟規模的兩倍,這讓北京許多人頗感憂慮。
 
所以,中國受到日本化的影響有多大呢?美國與歐盟這些較大的經濟體,是否也會受到傷害呢?答案是:至少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樣地,如果國家領導人不小心的話,印度、印尼、泰國,以及其他開發中的國家都會受到影響。
○○九年二月,美國總統歐巴馬說,他執政要避免像日本「失落的十年」。二年七月,聖路易聯邦儲備銀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總裁詹姆士布拉德(James Bullard)警告說,美國可能在未來幾年「陷入」日本式的通貨緊縮。

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長期停滯」的警告時,經濟的潰敗多少已成定局,二一三年十一月八日,他暗示有這樣的結果。當世界從二○○八年華爾街崩盤以及歐洲嚴重的危機走出來之後,沒有比日本的經驗教訓更符合時宜與關鍵,因為日本曾經是開發中國家的模範,也是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如今辛苦掙扎,很想重新再起。通貨緊縮、成長遲緩、消費者支出衰退、龐大債務,再加上政府膽怯,都加深日本的痛苦。而財政支出與降低借貸成本等傳統工具,對於復甦成長有限,也喪失其效力。
 
日本到底做錯什麼?
 
為什麼?東京最大的罪過,除了行動緩慢之外,就是以總體經濟的慷慨贈與隱瞞許多結構性問題。從一九九年代初期開始,日本就進行許多次的凱恩斯型態的財政刺激與超寬鬆的中央銀行政策,以避免從一九八年代起超量的大規模清洗。官員們寧願維持現狀,而不是打破政府、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關係,鬆綁產業法規,以及讓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所謂的創造性破壞力量發揮作用。日本不但沒有鼓勵整體產業現代化或是重新點燃創業精神以提升國家的競爭力,反而在過去出口主導的模式上增加籌碼。政府沒有在稅制、教育、與社會福利制度上創新改變,反而為了避免個體經濟的改變,投入數兆美元在公共工程計畫上,讓日本成為世界上公債最多的國家,債信評等跟百慕達、捷克、愛沙尼亞以及中國相同。
日本從二十幾年前開始經濟衰退,從來沒有真正停止過,本書重點就在於探討我們可以從日本的經驗裡學到什麼。我會提出日本做錯的地方,導致在傲慢與政治萎縮的重壓之下如何一蹶不振,並且一再錯過機會,未能擺脫隔離的模式,繼續陷入過度投資、以出口來主導經濟成長,以及過多債務。
 
這個論調跟我們二一三年在國際媒體上所看到的完全不同。這是一個日本復甦、主張改革的安倍晉三首相承擔起建立政治與企業組織、有自信心的國家重獲創新能量與外交上的權威,以及按照安倍的說法——日本經濟力量「回來了」的故事。我並不認同這種普遍看法,我會詳細說明安倍經濟學(Abenomics)只是同樣地利用財務與貨幣寬鬆的政策,讓日本背負的債務永遠無法清償,無限期的零利率,即使有創新的東西出現也無法活絡經濟。安倍經濟學是個還在尋找產品的聰明行銷活動。


因此本書也會探討是什麼力量阻礙日本進化成更有活力、創新與競爭力的經濟體,以及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包括:日本如何利用貨幣與財政政策粉飾經濟上的破綻;什麼時候債券市場變成怪獸;積習已久的大男人主義如何扼殺經濟成長;用人唯親如何造成福島核能危機,使日本倒退;所謂的加拉巴哥效應(Galapagos effect),也就是隔離,如何使日本進化遲緩;不專業的外交如何損害日本;以及安倍經濟學能否拯救世界,至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也這麼認為。

以上摘自手術台上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