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

1.【漫遊學習俱樂部】:週二聚會-投資人生系列~《反脆弱》大塊文化)〈簡介 & 報名〉

2.【漫遊讀書會】每月第一個週六19:00~21:00。3/04(六)《這一生的幸福計畫》 〈簡介 & 報名〉

3.【沉思讀書會】每月第三個週六19:00~21:00。03/18(六)睡眠與睡眠壓力、04/15(六)工作的壓力、05/20(六)新的開始《正念療癒力》〈簡介 & 報名〉



2015年10月14日 星期三

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全球金融大師馬丁‧沃夫寫給下一次經濟危機的備忘錄

 「這種事」又一場大蕭條,可能再度發生嗎?如果可能,為什麼二戰以來不曾發生?在檢視歷史記錄,以及過去35年相對成功的經濟運作時,自然而然會心生這些疑問。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套經濟理論;而根據這套理論,在我們這種類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裡,大蕭條是種種可能出現的狀態之一。

明斯基(Hyman Minsky),1982

  本書要談的是,20078月之後衝擊高所得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如何改變了我們的世界。但本書的分析基礎,是這些衝擊如何源自先前的轉變;所謂先前的轉變,是指全球經濟的變化與金融體系之間的互動。本書將探討,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如何改變我們的經濟學觀念(這種改變是應該的);這些事件又如何改變受到影響的國家,及其他國家奉行的政策(這種改變也是應該的)。

  本書探索已經改換的世界面貌。我必須先對自己和讀者坦白:雖然我的工作是分析世界經濟,多年來也見過多場金融危機,但我未能預見高所得國家出現如此規模的危機。這並不是因為我對危機之前無以為繼的趨勢無知無覺。我2008年的著作《馬丁沃夫教你看懂全球金融》(Fixing Global Finance )以2006年發表的演講為基礎,討論金融體制的脆弱,以及1980年代初以來金融危機頻頻發生的現象。它也檢視19971999年新興市場危機之後令人擔心的現象:主要經濟體出現巨額的經常帳盈餘或赤字,所謂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日趨嚴重。它聚焦於三個互有關聯的現象,探究其中的意義:美國經常帳赤字愈來愈大,新興經濟體累積愈來愈多外匯準備,歐元區出現內部失衡問題。2這些討論自然是源自我更早在2004年出版的《新世界藍圖:全球化為什麼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 )中對金融體系的思考。3那本書雖然強烈支持全球化,但也強調金融危機代價沉重。儘管如此,我沒有預料到,這些趨勢最終造成如此巨大的金融危機,如此全面的救援行動,以及歐元區如此嚴重的動盪。

  我之所以失準,不是因為我未察覺在經濟學家所稱的「大穩定時代」(great moderation,美國經濟產出相對穩定的一段時期,尤其是1980年代末至2007年),資產價格和債務水準大幅上升,可能埋下了動盪的種子。我的失準是因為我缺乏預見西方金融體系崩潰所需要的想像力。我錯在我受限自己對經濟的心智模型,認為世界最先進的經濟體不可能再發生大蕭條,甚至不可能出現「大衰退」。我當時認為,這種事如果真的發生,只可能是因為銀行業者和監理當局犯下不可思議的大錯。我個人的經濟觀念未能通過明斯基設定的檢驗標準;這位已故的經濟學家幾乎已被所有人淡忘。

  本書希望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本書的目標之一,是討論明斯基對經濟理論的要求(必須納入大蕭條發生的可能)是否合理;如果合理,經濟學家應該如何回應。我認為明斯基對經濟理論的要求相當合理。許多主流經濟學家的回應,是表示危機不可能預測:如果可以預測,危機不是已經過去,就是會因為理性行為者的預防措施而化解於無形。這種說法無疑能滿足許多人,因為幾乎沒有主流經濟學家預見2007年開始的這場危機;他們甚至沒想到可能發生這種危機。對居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派來說,蕭條是某種外部(經濟學家會用「外生」〔exogenous〕一詞)衝擊所造成,而非系統內部產生的力量。

  與此對立的觀點認為,危機發生的原因,部分在於主流經濟學模型使得危機在理論上看似極不可能發生,結果反而令危機實際發生的可能性大為提高;我認為這個觀點看來合理得多。理性預期和效率市場假說,促成了監理當局和投資人漫不經心的態度。如明斯基指出,穩定的狀態會埋下不穩定的種子。這正是索羅斯(George Soros)所稱的「反身性」(refl exivity)的一面。索羅斯既是成功的大投機客,也是創新的經濟思想家;根據他的「反身性」概念,人類的思考方式決定人類面對怎樣的現實。幼稚的經濟學是促成經濟動盪的因素之一。在此同時,比較不傳統的分析師會表示,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危機是無可避免的。後凱因斯學派(懷疑自由市場)與奧地利學派(強烈信仰自由市場)雖然立場截然不同,但他們會同意危機在現行體制下無可避免,只是兩派人士對於危機的起因和如何處理危機有不同看法。

  明斯基認為經濟學必須能夠設想經濟可能因為系統內部出現的事件、而非外部衝擊而爆發嚴重的危機,這種觀點在方法論上是穩當的。危機畢竟是一種經濟現象,而且已證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恆常特質。如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和米姆(Stephen Mihm)在《末日博士危機經濟學》(Crisis Economics )中指出,借用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說法,危機和隨後的經濟蕭條並不是「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罕見事件),而是「白天鵝」事件(相對罕見的正常事件,甚至有規律可循)。蕭條確實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可能狀態。不納入這種可能的經濟學理論有嚴重缺陷,就像生物學理論不考慮物種滅絕的可能,人體健康理論不考慮心臟病發作的可能,造橋理論不考慮橋樑崩塌的可能。

  明斯基認為蕭條發生時,政府必須有因應措施。我認同這一點,後凱因斯學派和奧地利學派對此有不同意見:前者的理論基礎是凱因斯的均衡失業理論,後者則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自由市場觀點為根基。明斯基本人相信「大政府」(有能力以財政赤字為民間部門提供財源)和「大央行」(有能力在金融體系失靈時支持放貸)。事實上,處理重大風險正是現代政府和央行的重要職能。除了在危機爆發時著手處理,政策制定者也必須考慮如何增強經濟抵禦危機的能力。當然,這些有關市場經濟弱點和政府責任的觀點,全都極具爭議性。

  這些事件改變了我對經濟學的看法。但是,我自1967年於牛津大學開始學習經濟學以來,已經不止一次因為各種事件而改變自己的經濟學觀點。入學牛津之後的45年間,我的知識大有增長,想法當然也會不時改變。例如,我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時認為,無論是在高所得或開發中國家,市場有必要發揮更大的作用,而總體經濟政策必須致力維護貨幣穩定。我因此加入擁護市場導向經濟觀的行列。相對於新古典學派對均衡狀態的執著,我特別欽佩奧地利學派的創見:市場經濟是鼓勵尋找營利機會的體系。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和海耶克的著作當時極具影響力(至今仍是)。近年這場危機印證了我對均衡理論的懷疑,但也喚回了我在牛津求學時對凱因斯學說產生的強烈仰慕。

  八十年之後,凱因斯對1930年代的憂慮再度成為我們的憂慮。已經有人提醒我們,未能吸取歷史教訓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近年這場危機因此改變了我對金融、總體經濟和兩者關係的看法,因此也難免改變了我對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看法。我發現,從某個角度來看,本書的觀點更接近我45年前所抱持的態度。在此似乎應該區分一下我對世界運作方式的看法和我的價值觀,前者確實有改變,後者則至今未變。我的價值觀傳承自我的父母,尤其是我已故的父親愛德蒙.沃夫(Edmund Wolf)。他是1930年代從奧地利逃到英國的猶太難民,熱烈支持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cy),反對左派和右派的烏托邦與狂熱思想。他信仰啟蒙價值觀,但對人性的弱點也有認識,後者是源自他的劇本創作和新聞工作才華(與事業)。他接受人們的本來模樣,反對那些試圖違逆人性、改造人類的人。這些價值觀使他在冷戰期間成為堅定的反共者,而我後來也是這樣。

  我一生信奉這些價值觀,但我對經濟的看法卻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改變。西方國家1970年代受經濟動盪衝擊時,我擔心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因此受損。19758月,英國零售物價年增率高達27%,我甚至因此思考我的國家會否走上阿根廷的路。我樂見佘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嘗試馴服通膨,限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約束如脫韁野馬的工會勢力,以及推動市場自由化。我認為這些是必要的改革,而雷根總統的政策至少也有一部分是美國需要的。在冷戰持續的背景下,西方國家重新振作看來有其必,而且正確。我認為若要恢復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適當平衡,政府從權力過度擴張、不負責任的狀態轉向權力較為節制和負責任的狀態,無疑是正確的方向。我的結論是1970年代的政府因為過度涉入各種事務而變得虛弱,尤其是在英國:每週供電三天,物價飛漲,企業盈利崩跌,勞工焦躁不安,顯示政府履行基本職能的能力愈來愈弱。當時的美國和英國均需要職能較有限但效能較高的政府,以及自足能力較高、更加強健的公民社會。


以上摘自《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