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7日 星期四

從容的力量》身心疲憊:我們的文明病




比利時哲學家帕斯卡.夏波特(Pascal Chabot)稱身心疲憊是「文明病」。它是現代生活的一種徵兆。他寫道:「它不但是個人機能失調──這種人無法適應體制,或太投入,或不懂得為自己的職業生活設限──同時也像一面鏡子,反映出我們的社會有過度追求的價值觀。」
 
瑞典斯德哥爾摩卡洛林斯卡研究所的瑪麗.亞斯柏格教授形容身心疲憊如同一個「疲憊漏斗」(exhaustion funnel),當我們放棄我們認為不重要的東西時,「我們放棄的往往是最能滋養我們但看似可有可無的東西。」馬克.威廉斯與丹尼.潘曼在兩人合著的《正念:八週靜心計畫,找回心的喜悅》這本書中寫道:「漸漸地,我們只剩下工作,或其他消耗我們的資源、增加我們的壓力、使我們得不到補充也得不到滋養的壓力源──最後的結果就是疲憊。」
 
假如要我以作家與傳道者的雙重身分針對萬物的本質說幾句話,我會說:傾聽你的生命。把它看成深不可測的奧秘。在無聊與痛苦時,以及在興奮與快樂時:接觸它、品味它、嗅聞它,直達它隱藏在深處的神聖核心,因為當分析到最後時你會發現,所有的時刻都是重要的時刻,而生命本身就是一種恩澤。
 
──弗瑞德瑞克.布赫納(Frederick Buechner

 
現今有害的成功定義還有另一個後果,就是藥癮氾濫。美國有兩千兩百多萬人在非法吸毒;一千兩百多萬人在沒有病痛的情況下吃止痛劑;近九百萬人需要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自一九八八年迄今,成年人服用抗憂鬱藥物的比例也激增了百分之四百。
 
身心疲憊、壓力、憂鬱已成為全球的流行病。二一三年夏天我們在倫敦召開成功的第三種指標相關會議,同年秋天又在慕尼黑開會,結果發現,對成功重新下定義已是全球共同的需要。在英國,自一九九一年迄今,抗憂鬱處方藥已增加百分之四百九十五。在歐洲,自一九九五年至二○○九年,使用抗憂鬱藥劑的人數每年增加約百分之二十。世界各地也有愈來愈多文獻報告指出壓力會危害健康。根據丹麥的一項研究,自認工作壓力「有點大」的婦女罹患心臟病的風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英國心臟基金會的君.戴維森指出:「覺得工作壓力大的人有可能養成不健康的壞習慣,增加罹患心臟病的風險。」

在德國,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工作人員表示,過去兩年內他們的工作壓力增加了。二一一年,德國人因心理疾病而減少了五千九百萬個工作日,比之過去,十五年內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德國國防部長烏蘇拉.馮德萊恩當年擔任德國聯邦勞工部長時估計,身心疲憊引發的疾病使德國每年損失一百億歐元。「讓一個才四十多歲的優秀工人因身心疲憊而退休,這是莫大的損失。」她說,「這已不再是特例,它已成為一種必須設法遏止的趨勢。」
 
在中國,根據二一二年的一項調查,百分之七十五中國工人表示,他們承受的壓力比前一年有增無減(相對於全球百分之四十八的平均值)。
 
根據哈佛醫學院的一項研究,百分之九十六的領導人承認他們身心俱疲,比例之高令人吃驚。事實上,SAC資本顧問公司執行長史蒂夫.科恩二一三年因對沖基金內線交易案,以破紀錄的十二億美元與美國證管會達成和解。科恩便坦承他因每天收到多達上千封的電子郵件而忽略了有關內線交易的警訊,這是為每天大量的電子郵件相對付出的代價。駿懋銀行集團執行長安東尼.歐薩里歐在二一一年上任後不到一年便休假兩個月,該集團董事長溫福瑞.畢修夫爵士也抱怨「工作過量,睡眠不足」。歐薩里歐銷假上班後說:「事後才明白,我應該放慢腳步。」又,二一三年十月,巴克萊銀行合規部主管海克特.桑茲請假,並在診斷出身心疲憊與壓力過大後,在一個月後提出辭呈。
 
「壓力」一詞在現代所代表的意義,最早是由心理學家漢斯.塞耶(Hans Selye)在一九三六年提出的。免疫學家艾瑟.史特恩柏格在她的著作《療癒空間》(Healing Spaces)中指出,壓力是人體對外來需求的非特定反應。她在書中表示:
 
古羅馬人有一個同義字stringere,是「擠壓」、「摩擦」、「接觸」或「傷害」的意思。這個字在十四世紀被英文吸收後,仍然意指肉體從環境感受到的痛苦。到了十九世紀,這個字的意義開始將環境的物理效應與人體對它的反應合而為一。接著,在一九三四年,生理學家華特.坎農所做的研究結果顯示,動物會自行分泌腎上腺素來回應壓力源。這是醫學界首先以實驗證明物理環境能引發身體的反應。

塞耶醫生針對這個概念更進一步研究,發現還有其他許多荷爾蒙也會因壓力而產生,並對人體產生影響。
 
壓力會在我們的身體內部產生什麼結果完全因人而異。它就像壓力永遠在四周徘徊伺機而動,而且經常找一些微不足道、瑣碎的事──我們通常不會注意到,更別提因為它而產生壓力的事──出現。往往只有在真正重大的事件打亂我們的日常生活:好比一個親愛的人去世、生病、健康出問題時,我們才會發現我們有多麼忽視它。


以上摘自《從容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