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 40 年房貸」將通常是 20 年期的房貸拉長成 40 年，多20年利息多繳百萬，若從總負擔金額來看，選擇
20 年期共繳納 960 萬 4800 元，40
年期卻須支付1139萬400元，多了178
萬餘元，雖然每月還款減少 4 成，最後得多付上百萬元利息（部分摘自蘋果日報）對於房仲業者與銀行合作將還款期限延長到40年，台經院研究六所所長楊家彥分析，去年以來房市交易低迷，貸款件數縮減，可能是銀行業者此時祭出優惠房貸搶客的主因。
政客們靠著印鈔票所造成的「通貨膨脹」是一種「隱形稅」，懲罰了儲蓄者，卻給「金融業及建商」有誤導投資人的可趁之機。金融業肥貓賺飽又搞砸之後，金融風暴卻席捲每個家庭；再如房仲建商炒房斂財…政府為何不阻止？因為民選政府更在意任期，所以非但不會阻止，還傾向縱容。反正我的任期這麼短，何必煞風景呢？這就是民選政府的心態。
我們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承諾我們要做的事，與他們實際做的事情，兩者天差地別到不容忽視的地步！－－史迪格里茲
《不公平的代價》前言：不均和不公
即使市場本身相當穩定，也經常造成分配不均，而這樣的結果普遍被視為不公平。近來有些經濟學和心理學方面的研究顯示，一般人都認為公平十分重要。感受到經濟和政治體系不公平，是激起世界各地發出抗議怒吼的主要原因。在突尼西亞、埃及和中東其他地方，不只工作難找，就算有工作，也被關係良好的人搶走。
美國和歐洲的情況似乎比較好些，但也只是在表面上而已。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優秀學校的人，找到好工作的機會比較高，因此有錢的父母會設法將子女送進最好的幼稚園、小學和中學，而這些學生有遠比其他人要好的機會，進入明星大學就讀。(台灣的情形也類似，多元入學的教育制度，讓「窮人小孩根本上不了名校」。)
美國人認為，「占領華爾街」的抗議者講出了他們的心聲，因此雖然抗議人數不多，卻有高達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支持這項活動。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在表示將關閉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營區之後，一夜之間，抗議者就收集到三十萬份簽名，以聲援抗議活動繼續存在，可見背後的支持力道有多強。
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指出，在這次的危機爆發之後，約有一半的人認為我們的經濟體系不只缺乏效率和不穩定，而且根本就不公平：金融業中的許多人（為了簡便起見，我將經常稱他們為「銀行家」）抱走超高的獎金，而那些因為這些銀行家犯錯而受到傷害的人卻失去工作；或者，政府願意拯救銀行卻不願伸手幫助那些明明沒錯卻好幾個月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者，政府只是口惠而實不至，沒有具體協助失去房屋的數百萬人。危機期間發生的事，讓我們看得很清楚：決定相對所得的因素，並不是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而是基於其他的原因。銀行家領得很高的報酬，但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甚至對公司的貢獻）卻為負值。社會精英和銀行家能有那麼多的財富，似乎是靠著他們能夠且願意損人利己。各行各業都是對社會有實質貢獻的，但看不出「金融業」的貢獻在哪？或許應該說是「負面大於正面吧！」新聞報導安泰投信金鑽獎基金經理人兩週內坑殺勞保基金兩億元。閱讀治療書院不跟相關從業人士來往。
談到公平，所謂「美國價值」中一個重要的基本觀念就是機會。美國一直認為，自己是機會均等的樂土。艾爾傑（Horatio Alger）寫的個人從底層爬到頂層的故事，成了美國民間傳說的一部分。如今，美國人認為這個國家是機會樂土的想法，愈來愈只像是一個夢而已。數據顯示，美國公民從底層爬升到頂層的機會，低於其他先進工業國家。
俗諺說「富不過三代」，意思是說頂層的人必須賣力工作，否則自己（或者子孫）很快就會日落西山。事實證明，頂層人家的子女繼續享有財富的機會相當大。五十年前，美國年輕人在公民權益運動期間以這個國家對待非裔美國人的方式，來檢視均等、公平和公義等價值，發現這個國家的政策大有問題。現在，他們以經濟和司法體系的表現來檢視相同的價值，發現整個體系對窮人和中產階級有所虧待－－不只對少數族群來說是如此，對所有背景的大部分美國人也是。
如果歐巴馬總統和我們的司法體系發現，將經濟帶向毀滅邊緣的人，因為某些不當行為而「有罪」，或許我們可以說這個體系是有在運作，至少讓人覺得有責任感。事實上，那些應該定罪的人往往沒有遭到起訴，即使遭到起訴，又通常被判無罪，或者沒有定罪。對沖基金業裡有些人因為內線交易而遭到判刑，但這有如餘興節目，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對沖基金業並沒有造成危機，造成危機的禍首是銀行，但銀行家們都沒事。如果沒人該負責，如果發生的事情不能怪罪到任何一個人，那就表示問題出在經濟和政治體系。
從社會和諧到階級鬥爭
美國人一直不願談論階級，樂於相信美國是個中產階級國家，這樣的信念的確有助團結。我們認為，不應該劃分上層和下層、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如果我們所說的「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是指底層的人往上爬的可能性很低，那麼美國很可能已經成為比舊歐洲還要講究階級的社會，而且階級間的鴻溝比舊歐洲還嚴重。
九九%的人仍抱持著「我們都是中產階級」的想法，卻也承認自己實際上並沒有往上爬，絕大多數都在受害中。這群人試圖形成新的聯盟「九九%」，代表了一種新的國家認同感，所根據的不是虛構的中產階級，而是我們的經濟、社會已經分裂的現實。
另一方面，非常頂層的、少數的那一%則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多年來，頂層這群人和社會其他人有個協議，大致如下：我們會給你們工作和繁榮，但你們要讓我們得到優渥的獎賞；你們都會分得一杯羹，但我們這杯羹比較大。如今，富人和其他人之間的這種默契（本來就相當脆弱）分崩離析。一%的人坐擁龐大財富，在這麼做的同時，除了焦慮和不安全感，沒有帶給九九%的人什麼東西。事實上，多數美國人根本沒有從國家的經濟成長得到利益。
市場體系侵蝕了根本價值？
雖然《不公平的代價》的重點放在均等和公平，但我們的系統似乎毀損了另一個根本價值－－公平競爭。舉例來說，人如果有正確的價值觀，那麼從事掠奪性放款、提供有如定時炸彈的抵押貸款給窮人，或者設計各種「辦法」來超收數十億美元透支費，一定會有罪惡感。然而，似乎極少人懷有罪惡感，也極少有人願意當「吹哨人」。為了賺更多錢，將一切手段合理化之後，我們的價值觀就有了變化，這在美國的次貸危機中，表現在對於最窮和教育程度最低階層的剝削上。
不少行為只能用「道德淪喪」來形容。在金融業和其他地方工作的許多人，道德羅盤錯亂了。當一個社會的規範改變，導致許多人的道德羅盤錯亂，代表這個社會生了重病。資本主義似乎改變了它所誘捕的人。在華爾街工作的那些聰明人，除了學校成績比較好，和其他多數美國人並沒有兩樣。他們往往投入超乎想像的工作時間，獲得超乎想像的薪資，而暫時擱置了去發現拯救人命的方法、建立新產業，或者幫助窮人脫困的那些夢想。再過幾年，夢想就被永遠遺忘。
人們對企業（不只是金融機構）的不滿，多不勝數，而且由來已久。舉例來說，菸草公司偷偷將產品做得更容易上癮，卻試著說服美國人相信，沒有「科學證據」能證明它們的產品是危險的，儘管公司內部檔案記錄著相反的說法。艾克森石油（Exxon）也砸錢試著說服美國人相信全球暖化的證據相當薄弱。就在經濟仍然因為金融部門的胡作非為而蹣跚不振之際，英國石油（BP）的漏油事件完全凸顯了企業行事莽撞、不顧後果的一面。
如果市場真的兌現過「改善大部分公民生活水準」的承諾，那麼，企業犯下的所有罪行、所有的社會不公、對環境的傷害、對窮人的剝削，或許會得到寬恕。然而，在各地年輕憤怒者和抗議者眼裡，資本主義不但未能履行所承諾的事情，更留下許多沒有承諾的東西－－不均、污染、失業。最令人心驚的是，價值退化到每件事情都可以接受，卻沒人負起責任。
政治體系失能
政治體系的失能似乎和經濟失靈一樣慘不忍睹。如今，年輕人的失業率節節升高，西班牙接近五○%，美國已達一八%。令人驚訝的，不是為何爆發抗議怒潮，而是抗議行動為什麼拖了那麼久才展開。這些年輕的失業者，就學時都認真念書，做了該做的每一件事，出了校門卻得面對嚴苛的選擇：繼續失業，或者只好大材小用，遷就遠比他們的資歷還要低下的工作。很多時候，甚至什麼工作都找不到。
大規模抗議行動為什麼拖了那麼久才展開？一個解釋是，在危機爆發之後，人們對民主政治還存有希望，相信政治體系會運作，要求造成危機的人負起責任，並且迅速修補經濟體系。然而，泡沫破裂之後好幾年，我們漸漸看清，政治體系顯然失能，正如它未能防範危機發生、抑制不斷升高的分配不均、保護底層的大眾、防止企業濫用。至此，抗議者只好走上街頭。
美國人、歐洲人，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人民，原本都對自己的民主機制非常自豪。看到這些抗議者，不免懷疑是否有真正的民主存在。真正的民主不只是每隔二或四年投票一次的權利，我們的選擇必須是有意義的。因此，政治人物必須傾聽公民的聲音。但是，現在的政治體系似乎比較像是「一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美國尤其如此。政治體系並沒有矯正市場的失靈，反而火上加油。
政治人物經常發表演說，大談特談價值和社會出了什麼問題，另一方面卻又指派那些放任市場墮落的金融機構執行長出任高職。這些人建構的體系明明就運作得不好，實在不該指望他們能夠重建體系，恢復正常運作，尤其是為大部分公民效力。政治失能和經濟失靈互有關聯，而且彼此強化。擴大富人聲音的政治體系，使得很多法律和管理辦法及其施行，不僅未能保護一般公民對抗富人，更進一步犧牲了社會其他人，讓富人更加富有。
或許有根本的經濟力量在運作，政治卻塑造了市場，而且是將它塑造成「不惜犧牲多數以圖利少數」。任何經濟體系都必須訂有法令規定，在一個法律架構內運轉。我們有許多不同的架構可用，每一種都對成長、效率和穩定產生影響，也影響了分配。經濟精英們力推對己有利、卻犧牲別人的架構，然而這樣的經濟體系缺乏效率，也不公平。接下來，我會說明我們的分配不均如何反映在每一項重要決策中－－從預算到貨幣政策，甚至司法體系，都不例外，以及這些決定如何導致分配不均的持續存在且惡化。
由於政治體系大幅向有錢階級傾斜，經濟分配不均因此升高，使得政治權力失衡更加嚴重，於是政治和經濟交互形成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兩者共同塑造社會力量，也被社會力量（道德觀念和機制）所塑造，更強化了不斷升高的分配不均。
抗議者的訴求和成就
抗議者或許比大部分政治人物更了解發生的事。在某個層次，他們的要求很少：希望有機會發揮所長；希望有權找到像樣的工作，領到像樣的薪資；希望有個較為公平的經濟和社會，讓他們感到有尊嚴。在歐洲和美國，這群人的要求不是革命性的，而是漸進式的。但在另一個層次，他們要求很多：希望有個民主制度，重要的是人，不是錢；希望有個市場經濟，做它該做的事。這兩項要求互有關聯──如同我們所見的，不加節制的市場運作得不好。政府必須適當管理，讓市場以應有的方式運作。為此，我們需要有個民主制度，能夠反映一般人的利益，而非特殊群體或只是頂層的利益。
有人批評抗議者提不出什麼藍圖，其實這樣的批評弄錯了抗議運動的要點。他們是在表達對政治體系的挫折感，對選舉程序感到失望。無論如何，他們敲響了警鐘。抗議者在某些方面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智庫、政府機構和媒體都證實了，這群人指控的事情確實存在：不只市場體系失靈，而且分配不均高得沒道理。「我們是九九%」一詞已經植入眾人的意識中。沒人敢說，這些運動將引導我們走向什麼地方。但有件事，我們相當肯定：這些年輕抗議者已經改變了公共論述，以及一般公民和政治人物的意識。
結論
突尼西亞和埃及爆發抗議運動之後幾個星期，我寫下了這段文字：當我們緊盯著這些街頭民眾發出的吼聲，不禁想問自己一個問題：怒火什麼時候會燒到美國？在某些地方，美國已經變得像這些遙遠的不安國度，尤其是，頂層的那一小撮人－－最富有的一%人口－－緊緊扣著幾乎每件事。幾個月後，抗議人潮出現在這個國家。
《不公平的代價》試著徹底理解美國如何成為分配如此不均、機會大為縮減的社會，以及可能會帶來的後果。儘管今天的美國已經偏離以往的抱負很遠，然而，我們可以採用不同的架構，讓整體經濟運作得更好，更重要的，對大多數公民更好。這個不同的架構，有一部分需要市場和國家間取得平衡－－後面我將說明，這個觀念得到現代經濟理論和歷史證據的支持。在這個不同的架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之一是重新分配所得，特別是當市場運轉過程產生的結果過於不同的時候。
批評重新分配的人會說，重新分配的成本太高。他們宣稱，反誘因太大，窮人和中層得到的利益，會被頂層的損失完全沖銷還不夠。右派人士經常表示，我們可以更為均等，但需要付出成長減慢和GDP降低的慘痛代價。事實恰好相反：我們現在的體系不遺餘力將錢從底層和中層搬到頂層，但由於這個體系缺乏效率，頂層得到的利益，竟然遠低於中層和底層的損失。事實上，不斷升高的龐大分配不均，讓我們付出極大代價：不只成長減慢、GDP下降，經濟也更加不安定，而這還不包括我們付出的其他代價：民主制度減弱、公平感和公義感縮水，甚至於如同我所說的，貶損我們的認同感。
以上摘自《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
